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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国上”的中华民国国旗为何至今不改

2010-01-11 博宝杂志网-在线杂志、电子杂志、艺术杂志 杂志社:《艺术时代》 杂志: 《艺术时代》 第 12 期 作者: 邵建

今年5月1日傍晚,从南京起飞的东航航班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坐在左舷窗的我透过窗口往外看,第一眼看到的是停在一旁的一架军用战斗机(松山机场以前是军用机场)。吸引我注意的是机身尾部的一方图案,那是以“青天白日”为整幅的中国国民党党旗。我凝视有顷,终于明白,自我童时从电影和文学中获知的“国军”,果然就是国民党军。记得若干年前和朋友有过讨论,即1946—1949年国共内战时与共军相对的“国军”,到底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军队国家化。作为一项政治文明的基本常识,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不应该属于党。道理很简单,军队是由国家全体纳税人供养,而不是由党费供养。即使党费可以供养,也绝不允许。如果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军队,那么,两党就不会在议会里竞争, 而是在战场上开打,于是国家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记得当时一位老先生提出这样一条理由:国军里没有党的成分介入,比如不设置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所以国军可以看作国民政府的军队。话虽有理,但并未释疑,毕竟当年黄埔军校出来的军队就是党军,而且还有政治部。直至5月1号那天傍晚,我的眼睛又证实了我以前的判断,即国军就是国民党军,因为那架战斗机机身的图案是国民党党旗而非中华民国国旗。


5月3日上午,和一位朋友相约,地点在原国民党党部大楼之前。朋友问我要不要上去看看,我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随后来到离此不远的总统府,它的前面就是“民主广场”。那天是台北的自行车节,大会的发布机构就设置在民主广场上,而且在视觉上它正堵着总统府的大门,使得局面本来就不大的总统府没有一点威严气象,倒像个喧腾的闹市——至少我那天的观感是这样。朋友领着我向总统府走去,因为那天开放。快到跟前时,一条长线拦住,一位执勤人员要我们从右侧绕过来,再进总统府。当时天近中午,太阳灼人。要绕上一圈,我便没了雅兴(本来对权力之地就无甚兴趣),和朋友掉头就走。走至广场一边,再回观这座前日本总督府的总统府时,看见总统府大门两侧各有一排中华民国国旗,每排大约五六面,一字排开,在阳光与劲风下飒飒飘扬。当时我并未与朋友说什么,按了下快门便离开。但今天我这里做的文字正与这国旗有关。


因为两岸隔绝,大陆的朋友在我以下的年龄对中华民国国旗一般不关心也不清楚。写此文前与朋友喝茶,说要做上这样一篇文字,坐中一位50后出生的朋友就不清楚它模样为何。中华民国国旗由红、蓝、白三色组成,在这点上它和法国国旗颜色一样。但颜色一样,含义并不一样。法国国旗红、蓝、白是三种颜色并列,没有其他图案,分别象征三种理念:自由,平等,博爱。中华民国国旗当然也有它的象征性,但象征什么却是由它的图案构成所决定的。通常人们把中华民国国旗叫作“青天白日满地红”,其中“青天白日”是国民党的党旗(其实和日本国旗比较接近),“满地红”则是青天白日之下的红色大地,喻指整个国土。就国旗的设计而言,它是国旗中镶嵌着党旗,而且党旗的位置在国旗的左上方,由它对整个国旗形成一种统摄,即表明中国国民党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因此,如果可以用大陆语言转换,“青天白日满地红”也就是“党的光辉普照大地”。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华民国国旗在观念层面上的含义,一语以蔽之:党在国上。


“党在国上”用国民党当年自己的语言就是“党权高于一切”。1928年12月,由于“东北易帜”,国民党得以结束北伐,一统中国。于是1929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泰山顶上立了一块碑,碑面上六个擘窼大字“党权高于一切”。此碑一竖,即表明北伐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代,即“党治”或“一党专制”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对北洋的倒退,它打断了北洋时代断断续续的议会进程,用苏俄党治终结了英美议会框架内的政党政治。中华民国开国之初,即效取美式共和;但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引狼入室,在苏俄操办下,创立黄埔军校,建立党军,开一个世纪军队党化之恶例。也正是依凭黄埔党军,国民党战胜了北洋,从而在本土把一党专政制度化。


当然,中华民国还有另一面国旗,那就是1928年“东北易帜”以前的“五色旗”。作为国旗,它由辛亥革命后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未通过的则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五色旗并列着的五种颜色(红、黄、蓝、白、黑),象征着满清统治结束后的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其义甚当。然而,“东北易帜”,此前未获通过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就取代了五色旗。这一取代尚缺乏程序上的完备,它是当时国民党的自作主张和一手包办。如果1928年以前的中华民国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共和的意思分明写在五色旗上),那么,“易帜”之后的青天白日,则表明这个国家业已从“民主”走向“党主”,从“共和”走向“专制”。因此,我们从来认为北伐获胜是一次历史的进步时,非也,从制度角度,它其实是从20世纪以来的“最不坏”开始走向“更坏”和“最坏”。


我不是要在这里给国民党算旧账。国民党1980年代后期自我解严,开放党禁,于是有了民进党的崛起,然后开始政党轮替,至今为止,已经走完了一个来回。作为一个大陆人,直到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那天起,我才对它的这一举动产生敬意。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不仅是政权的所有者变了,更重要的是政权的性质变了。从“党主”到“民主”,我深为华人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了一块真正的民主土地而高兴。这次在台十余天,我主要是感受彼岸与此不同的制度空气。很高兴我感受到了,但我也很遗憾,我还感受到了“党治”的残余痕迹,尽管它只是符号化的。但在我看来,它是如何的刺眼。既然一个党只是全体国民中的部分,它怎么可以凌驾于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之上?党治时代,我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但问题在于,台湾现在是民治时代。台湾的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国民党,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民进党。如果中华民国国旗依然是国民党“党在国上”,那么,对选择民进党的那些公民来说是否公平?同时,这其实也是对民进党的不公,如果可以仿效,民进党执政时,是否也可以把他们的党旗置诸其上?另外,台湾的军队已经不再是国民党一党私有的军队,而是国家武装;那么,那架战斗机上的国民党党旗或党徽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印记?我想,这不是一架飞机的问题,类似这种党记符号在台湾的社会生活中是否还有其他?为什么不加以清肃?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国1928年有过一次“易帜”;80年后,为彻底结束党治,包括它的一切残留,看来应该再有一次易帜。国旗中不应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影子,更不允许它居然可以“党在国上”。今天的台湾已经走出党治的阴影,像这个样子的中华民国国旗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在此,我吁请中国国民党暨马英九先生正视一下这个问题。当年蒋经国先生主动开放党禁,今天马英九先生如有此举,则是对当年蒋先生历史性举动的赓续,更能表现出今天的国民党今非昔比,能够私以致公,自我革命。因此,这件事由国民党来做要比民进党做好得多。


我这次在台北是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有关五四的一次学术会,五四那天,马英九先生与会并讲话,我便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我并不掩饰对马英九先生的欣赏,但我更欣赏的是马英九先生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法学出身。中华民族可能不缺一位能干的总统,但鉴于这个民族法治传统的先天阙失,注定更需要一位尊重法律乃至敬畏法律的总统。我很希望马英九先生在力行法治上作出表率。中华民国国旗如不“易帜”,则肯定与法治抵牾。假如有人要问,今天的台湾到底是“法治国”,还是“党治国”,别的不说,就看它的国旗吧。


请马英九先生熟思!

博宝编辑: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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