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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 谦和 稳健》——访《美术》杂志主编尚辉

2009-08-10 博宝杂志网-在线杂志、电子杂志、艺术杂志 杂志社:《艺术经典》 杂志: 《艺术经典》 第 8 期 作者: 艺术经典

 

当博士、批评家、资深媒体等头衔冠名一身的时候,往往会给人 心理带来一种距离感,可是在我和尚辉老师的接触期间却发觉他是一个特别有亲和力和细心的人。由于他在广州时间紧,事情多,我几乎和他说不上话,可再次来深圳时他特意给我安排了采访时间,让我欣喜若狂。编辑过程中通过Email与他沟通,看着他耐心的回复,再看看发送时间,已是凌晨,心里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再次感谢尚辉老师为我们工作的支持!

《艺术经典》: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媒体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一个媒体甚至可以掀起一场运动”。一本艺术刊物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媒体传播匮乏的年代,《美术》发挥了引领或者说是非常权威的作用,进入当下这种作用被很大的削弱,一是刊物越来越多大家也不再“迷信”它的权威性,另外网络媒体的兴起对它都是冲击。在两种情况的对照下您认为作为媒体的带头人应该怎样调整方向和定位?
尚辉:《美术》杂志是新中国美术的见证者、推导者,尤其是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还很困难,美术期刊屈指可数的时代,她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是巨大的。新中国成长的美术家,包括像我这样60年代出生的美术家、美术批评家都可以说是看这本杂志长大的。在当时,很多的美术现象、美术创作和美术展览的传播,几乎都是通过这样一个媒体去生成它的社会效应。当然,从90年后到跨越新世纪的今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和完善,艺术市场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艺术市场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就是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必须获得社会的传播与营销,因此,作为营销的基本手段,美术期刊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到有各式各样的美术期刊,除了有协会办刊、学院办刊、画院办刊,还有画廊办刊、拍卖行办刊、企业办刊、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刊物,等等。每种刊物虽然发行量不大,但基本都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和基本的读者客户。此种情形,的确为我们这种老牌的、国字号的主流媒体提出了挑战。首先是经济和经营上的挑战,相对于《美术》在80年代发行最好的时期,今天它的发行量已大范围缩水,当然在美术行业中还不算差。其次,则是刊物的定位。今天,是艺术多元、多样的时代,和五六十年代的大一统、一个声音、一种步调,很不一样。这种挑战是,在当代这种信息量很大的情形中,刊物应该更明确自己的学术或市场定位,一方面你不可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你做的很杂可能会丧失特色,这就很危险。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挑战中,你越强调它的含金量,越注重对学术质量的把握,越能够反映每个期刊的学术定位,那么这个期刊就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存在的价值。
有人说,电子媒介的产生是信息革命的重要原因,电子媒介改变了传统平面媒介的传播方式、阅读方式,平面媒介将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各种期刊发行量的大面积缩水,便是明证。首先要肯定电子媒介对于信息革命所产生的历史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平面媒介都会被淘汰出局。仅美术期刊而言,电子媒介就不可能完全代替纸面媒体、平面媒体的存在。因为美术基本上是静态的,它的视觉传达更要求准确与稳定。我们通过网络可以获得世界上最新的美术资讯和图像,但是图像的准确性在视频上和网络上是受限制的。的确,我们今天生活在读图时代,图像的生成与传播是最容易也是最廉价的,但图像并不等同于美术,尤其是绘画作品,我们在图像中阅读到的美术作品往往是误读和错读,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相对而言,纸面媒介所产生的这种损耗会小一些。在这样信息过剩过量的时代,各种美术期刊还能如此繁荣便充分表明纸本媒体存在的必要性。很多美术家更习惯于通过纸面媒体来进行艺术研究,通过电脑仅仅是为了迅速地去了解最新的资讯,但是真正做案头研究,或者进行某个课题的研究,照片、画册和美术期刊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静态的,比屏幕显示的更接近原作的真实性。

《艺术经典》:本来作为媒体公开的传播渠道,应该对公众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引导公众审美趣味或者欣赏的口味,现在的情况下艺术市场十分火热,基本上市场的口味左右了艺术家的方向。作为艺术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尚辉:首先,我并不完全赞成艺术市场的繁荣、画价的高低会完全影响公众的审美趣味,实质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现今有很多中国当代艺术的画价拍出了天文数字,但是就一般读者和受众群体来说,并不完全认同这些作品,所以也就谈不上对它的欣赏和赞美。因此艺术市场只能一定程度上地诱导我们的审美趣味,而不是决定性的。就我们《美术》来说,有一个客观原因,我们从创刊至今已经有58年的历史了,应该是新中国造型艺术的见证者和推导者。当然,这本刊物所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独特的,它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带有机关性质的学术刊物,它比较贴切地体现了党和政府与美术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也是党和政府对于我们这本期刊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当然,这本期刊也能体现出中国广大美术工作者的创作状态或学术方向。这是这本中国美术主流期刊的基本定位,和其他各具特色的刊物还是有区别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本刊物是我们国家美术政策与方针、美术行政与领导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一些重大的美术界人事变化,大的美术创作的取向,以及官方对外美术交流等,都可以在这本期刊中得到呈现。因此,也可以说《美术》是官方美术动态的权威发布。
再回到艺术市场的主题。毫无疑问,在今天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形之下,在艺术市场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我们的审美趣味情况的下,《美术》这本杂志肩负起体现美术的国家水准、民族特色、见证当代、写进历史的重任,一方面是体现党和政府的艺术方向和政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广大美术家创作状态和学术水准。比如有关什么是当代艺术的问题,你在这本刊物里会听到更多的美术家的声音和态度。在这本刊物里,你能切身感受到今天主流美术的当代性和当代美术家的当代性艺术探索。尤其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最艰难进行的艺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就是把艺术和政治不适当的关系进行反思和调整。显然,艺术所反映的政治和生活是通过艺术家的个性和艺术语言去反映的,而不是直接的图解执政者的政治意识或图解一时的政策口号,成为某些政客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从反面来看新中国美术走过的历史和《美术》曾经经历的风雨。总之,这本主流美术期刊,不论在政治社会时代还是在经济社会时代,都应该坚守其应有的学术品格,不能完全为政治意识或市场经济所左右,应该能够更充分地更加真实地体现广大美术家的创作面貌和探索精神。

《艺术经典》:您对新一届中国美协主席团换届的看法?
尚辉:新一届美协领导的产生是在广泛征求广大美术家的意见的基础上并通过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的民意测验和充分考查基础上形成的,能进入投票人选范围的主席团成员还是能够代表中国美术界的基本意愿的。另一方面,主席团人选获得票数的高低也能反映大家对主席团人选的基本认知。从总体上来说,新一届的中国美协主席团更加年轻、更加富于朝气,很多都是院校的领导者和教育家。这里凸显了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这就是新时期以来美术家们的成长都和美术院校的教育与培养密切相关的,因此,自然而然地院校的负责人也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发展最重要的决策者和领路人。正是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他们今天也进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领导机构,成为中国美协的掌门人,这是符合时代特点。

《艺术经典》:您被聘为湖北美院的客座教授,有什么感想呢?
尚辉:非常荣幸被湖北美院骋为客座教授。湖北美院也是我仰慕已久的学院,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湖北美院为新时期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资源和思想资源,这里是新时期开风气之先的重镇之一。在我印象中,这所院校兼收并蓄、开放活跃、勇于探索、不墨守陈规,具有良好的学风。我实际上也一直在院校里学习和工作,我为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珍惜湖北美院给我的这个荣誉,让我能够更紧密地和湖北美院的师生联系在一起,既研究和分享当代艺术的思潮,也保持一颗青年学子的求学心态、不断和湖北美院的师生们一起求源问道。我更希望湖北美院能够成为我学习和充电的地方。

《艺术经典》:您曾经在南京、上海和北京三个城市工作和生活过不短的时间,可以和我们讲讲吗?
尚辉:南京,是传统文化底蕴异常丰厚的沃土。在南京的那些年,让我比较深入地研究和参悟了传统书画,尤其是新金陵画派的创作思想与风貌,并有幸执掌《书画艺术》杂志。但久而久之,有种落入传统陷阱的感觉,看不到更新的艺术世界,也便渴求接触这个“陷阱”之外的当代艺术。我突然感到城市的选择,对于形成自己文化眼界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文化也往往塑造了一个学者的文化个性与学术个性。
我不遗余力地选择了上海。
南京距上海很近,文化反差却很大。上海是我并不熟悉的都市,而我工作的上海美术馆,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具有殖民文化象征的跑马总会原址,而且是上海市政文化中心区的一座英国新古典主义经典建筑。从上海音乐厅、博物馆、城市规划馆,到市府大厦、大剧院、人民公园,我每日上下班的路途就是不断走进走出这些最具有上海文化象征性的建筑群。在渐渐熟悉她,并在心理上真正把这样一座繁华时尚的都市作为自己的“家”时,我才对当代艺术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与思考。而问题也跟着就来了。上海人除了对自己和外国盲目地自信之外,反倒对中国其他地区都感到陌生或鄙视。上海艺术圈无来由的自大,渐渐成了我的另一种担忧。这是一个时尚文化的陷阱,我会不会被这种“陷阱”遮蔽掉对一个真正中国当下文化现实的认识?
这次,我出走上海,选择北京。谓之“出走”,因为我的家还留守在上海。
像北京宽阔的马路一样,北京的文化艺术空间似乎无遮无拦,无边无际。北京画院美术馆成为我登陆北京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我实现自己夙愿的一个必要过渡。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担任馆长的两年,我频繁地往来于京沪之间,不仅有角色在倏忽之间的巨大转换,而且有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在时空的压缩中进行的瞬息调整。这种城市之间的文化差异,引发了我对当代中国美术跨文化现象的思索。
迁移这三座城市的时间,近于十年!这是世纪之交中国经济腾飞最关键的十年,而我通过迁居的方式感受这三地处于变革中的城市文化,由此也感受了一个世纪中国美术走过的路。我在触摸这三种典型的城市文化中,了望到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审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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